1959年，西藏大地正席卷著平息叛亂和民主改革的紅色風暴。而在北京西城的第41中學，家住小絨線胡同的19歲的小伙子何宗英即將高中畢業(yè)，正在選擇報考大學。41中的程老師傳遞了一個信息說，中央民族學院少數(shù)民族語言系開設了藏語班，你們可以報考。何宗英喜歡學習語言，又對西藏那片陌生的土地充滿好奇和向往，就填報了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中央民族學院，最后被中央民族學院順利錄取。完成五年學業(yè)后，1964年，何宗英被分配到了西藏。

　　要講何宗英的故事，如果最簡單地說，就是五十四年前，一個漢族大學生進藏，后來成為藏族人的丈夫、藏族人的父親、藏族人的爺爺。但如果細說起來，就復雜了。

　　在中央民族學院畢業(yè)之前，中國的左傾思潮比較明顯，在校的很多時間并不是在學習藏語文，而是進行政治學習和勞動鍛煉，學習成績好的還可能被戴上“白專”的帽子。1963年，上級鼓勵大家談思想，明確說“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裝袋子”。天真的何宗英講了兩句話：一是“人民公社辦早了”，二是“毛主席搞個人迷信”。這還得了哇？結果，被抓了辮子，又扣了帽子，還裝進了檔案袋子——何宗英被認為“思想反動”，開除了共青團籍。直到1980年，中央民族學院才寄了一封信給他，說當初的處理“是不對的”，而沒有說是錯誤的，“政治上視為超齡團員”。此時的何宗英已經(jīng)四十多歲了，這真讓人哭笑不得。畢業(yè)前，因為他藏語文學得不錯，中央民族學院的洛桑老師有意讓他留校，便征求他的意見，但何宗英說，去年我們到西藏實習，才知道我們的藏語文并沒有學好，既張不開嘴，也聽不懂，文字也不行，我既然學了藏語文，就想真正學好，我還是到西藏去吧。

　　于是，1964年，19個同學就進藏了。但因為何宗英的檔案袋里裝著那個“思想反動”的結論，到西藏后并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馬上分配工作，而是先到七一農場勞動鍛煉了半年，后來又派到“三教”工作團二分團，先后到達孜縣、堆龍德慶縣、曲水縣去做基層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三教”工作團解散了，有單位的人都回原單位鬧革命去了，何宗英因為本來就沒有分配單位，之后就把他就地安排在曲水縣的聶當區(qū)。那時西藏正準備要建人民公社，何宗英就到村戶去動員群眾入社，按照上級的政策，先是鼓勵貧苦農牧民入社。何宗英到一戶貧苦人家，對那位中年婦女說，你家成份好，你先入社吧？可那位婦女不愿意入社，她找借口說，我家成份好，可是我的親戚家成份不好，還是先不入吧。還有一個社的副書記對何宗英說，還是互助組好，互助組的土地還是自己的，只是大家互相幫助一下。入了人民公社，土地、收成都是公家的，一點余糧都是生產(chǎn)隊里，自己連買個火柴的錢都沒有。何宗英心里想，我在大學那時就覺得人民公社辦早了，這不是證明嗎？但何宗英不敢說，也讓基層的群眾不要亂說。

　　雖然在中央民族學院學習了五年，但多數(shù)同學的藏語文并沒有過關，甚至拼讀聽寫都不行。而何宗英，正是在這兩年與基層群眾的日夜相處中，才真正掌握了藏語文。何宗英說，基層的藏族老百姓真好，我們工作團的人到村里，老百姓都是把最好的房子給我們住，當然，那會兒最好的住房也可能只是不漏雨而已。

　　那時候還要清查反動印刷品。鄰村工作組的同志發(fā)現(xiàn)了一本藏文小書，但他們都不認識藏文，不知道是什么書，想起何宗英是學藏文的，就派了一位叫巴桑的女同志送到鄰村何宗英處。何宗英看后告知，這只是一本普通的經(jīng)書，不是什么反動宣傳品。由此，何宗英與巴桑結識了。一來二去，兩人產(chǎn)生了好感乃至愛情。

　　后來何宗英留在了曲水縣，巴桑則分到當雄縣去了。何宗英找到組織，請求把他的女朋友調到曲水縣來，在聶當區(qū)當一般干部。組織同意了。1967年，何宗英與巴桑成親了。第二年，他們的大兒子出生了，因正趕上“破四舊立四新”，就取名為何立新。再之后，二兒子何立軍、三兒子何格桑陸續(xù)來到人間。

　　1972年，曲水縣才有了第一所小學，這一年，何宗英被調去當小學教師。學生的歲數(shù)從六七歲到十幾歲不等，大多是農家弟子，不會漢語。何宗英只能用藏語給他們上語文、算術和地理課。剛開始也沒有統(tǒng)一的正規(guī)教材，何宗英就自己編、自己印，或者找來老教材。他的這批學生到如今也都有五十多歲了吧。

　　1974年，拉薩市有線廣播站的書記張志峰找到何宗英，問他是否愿意到廣播站來。能夠進拉薩城當然愿意啊。何宗英便開始了一個月的試用期，任務就是把廣播稿的漢文譯成藏文、藏文譯成漢文。因為何宗英不俗的藏漢文能力，他只試了一個禮拜，就成為了正式員工。廣播站缺人手的時候，何宗英還兼做過藏語播音員呢。

　　1980年，與廣播站相鄰的一處藏式院落內正籌建西藏社會科學院，那里招考工作人員，何宗英得知消息后想去試試。請示領導后，領導以為他考不上，就說，你想試試就去試試吧?？荚囘M行了一整天，考政治、漢文和藏文，結果他4門課考了317分。何宗英不知道自己考得如何，問一位女同事，因為她先生是那里的負責人，同事說你直接問他吧。那位先生豎起大姆指，說，沒問題，你是這個，是所有參加考試者當中的第一名！這時候，拉薩市才覺得何宗英是個人才，不能放，不同意。此時，何宗英正巧遇到當時西藏群藝館的館長饒元厚，饒館長問他，我明天要去見自治區(qū)黨委書記陰法唐，你有什么事需要我代為轉達嗎？何宗英便寫了一封信，說現(xiàn)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我考上社科院了，可拉薩市不放人。幾天后，拉薩市委宣傳部打電話，讓何宗英來一趟。何宗英一去問什么事？宣傳部說，你可以辦調動手續(xù)了。就這么簡單，何宗英就調到自治區(qū)社會科學院了。很多年以后，何宗英才有機會到北京，見到老書記陰法唐，當面表示感謝，可陰書記并不記得這件事了。

　　何宗英到西藏社會科學院后，在資料所工作，同時也擔任《西藏研究》雜志的藏漢文的編輯和校對工作。他在社會科學院與著名歷史學家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有著深厚的師生之誼和學術交流。我在籌建牦牛博物館時，幾次請教恰白先生，都是何宗英老師陪同并翻譯的。

　　1987年9月27號，拉薩發(fā)生旨在分裂國家的騷亂事件，此后斷斷續(xù)續(xù)規(guī)模不等地鬧到1989年3月5號。西藏各種思潮涌動，形勢比較復雜，直到3月7日國務院發(fā)布拉薩戒嚴令。1990年何宗英撰寫了一篇《第巴桑結嘉措何許人也？》的文章，發(fā)表在自治區(qū)總工會的《主人》雜志上，借批判桑結嘉措來批判發(fā)生在拉薩的騷亂活動，批判他們的分裂罪行。第巴桑結嘉措是五世達賴喇嘛時期一個重要人物，曾主政西藏政壇二十多年，又是一位宗教學者、歷史學家、藏醫(yī)藥學家、建筑學家，著作甚豐，也是布達拉宮紅宮建造的主持者。1682年五世達賴喇嘛圓寂后，第巴桑結嘉措秘不發(fā)喪，長達十余年。后因為康熙大帝西征時從一位藏族俘虜口中得知五世達賴喇嘛圓寂的消息，康熙大怒，斥責桑結嘉措“其罪甚大”，桑結嘉措方才將五世達賴喇嘛圓寂的消息公布，并認定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此文一發(fā)表，引起了軒然大波。何宗英的文章直指他為分裂思潮之源，引起了很多不同意見和反對意見，有的反對意見還相當激烈。1992年，何宗英要求調出社會科學院，到其他單位去工作。何宗英堅持自己的意見，堅信真理在自己一邊，時間必定能夠證明這一點。7年后，自治區(qū)黨委主要領導的講話，證明他的觀點是正確的。何宗英調到西藏自治區(qū)檔案館工作。何宗英覺得這個單位挺好，能夠接觸浩如煙海的原始的藏文歷史資料。在這里，他晉升為研究員。他繼續(xù)為自己的觀點尋找更豐富的歷史資料和論據(jù)。他很喜歡這份工作，但1998年，自治區(qū)黨委任命何宗英為西藏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他本來想堅辭不受，但最后還是服從組織安排，又回到了社會科學院。兩年后到齡退休。但何宗英退休后比在職時更忙，自治區(qū)宣傳文化廣播電視系統(tǒng)經(jīng)常找他幫忙策劃或審閱與西藏歷史相關的劇本、書稿和文章。我日前去拜訪何宗英老師時，他手頭還積攢著好幾部要看的書稿，78歲的老人每天忙得不亦樂乎。

　　這是一個有著戲劇性穿越感的場面——五十四年前，何宗英大學畢業(yè)，從北京只身來到西藏；五十多年后，何宗英的孫女卓瑪、孫兒嘉措?yún)s從拉薩出發(fā)，去往北京西藏中學求學。

　　我很想知道，他的孩子們在內心的自我意識當中，究竟是漢族人，還是藏族人呢？何宗英笑笑說，有時候可能覺得是漢族人，有時候可能覺得是藏族人，不過，這又有什么關系呢？藏族漢族都是中國人?。。ㄖ袊鞑鼐W(wǎng)文、供圖/亞格博）

　　[桑旦拉卓讀后感]

　　非常崇拜何宗英爺爺，一個漢族人可以把其他少數(shù)民族的語言、文字學得如此深入淺出。

　　這令我既感到崇敬又羞愧，作為一個藏族人，我對藏語言文字的學習還是很欠缺的。尤其是現(xiàn)如今社會有很多人總喜歡說自己是藏族，有藏族人的名字、血管里流淌著藏族人的血，可實際上連一個藏文都不識、一句藏語都不會講，這實在是一個悲劇。

　　南懷瑾先生曾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亡國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這就會淪為萬劫不復，永遠不會翻身。”

　　無論是藏族還是漢族，我們的語言文字都是中華民族的瑰寶，我們理應把自己的語言文化保護好,而保護的關鍵在于學習和傳承。

　　因為語言、文字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失去了，我們將會一無所有。

　　在我寫的形色藏人的每一篇后面，都有我的養(yǎng)女桑旦拉卓寫的讀后感。至于桑旦拉卓怎樣成為我的養(yǎng)女，這篇以往的文章中可以看到——2008年第5期《十月》雜志《悲傷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