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世活佛的地位，取決于是否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認，也受到上一世活佛在寺院、信眾心中地位的影響。中央如果不承認，‘要轉成外國人’等言論是沒有意義的。活佛離開了自己的寺院、離開了自己的信徒，其實沒有什么意義。”著名藏學家、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原所長陳慶英在采訪中如是談到。

　　圖為油畫《金瓶掣簽》，阿旺扎巴、韓書力、于小冬繪。

　　金瓶掣簽制度是1793年清朝乾隆皇帝為杜絕大活佛轉世過程中族屬轉襲的流弊，防止弄虛作假而制定的在活佛轉世最后認定階段實行的一種簽選制度。由清朝政府頒發(fā)兩個金瓶， 一個用于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藏區(qū)大活佛的轉世靈童的認定， 置于拉薩大昭寺， 一個用于確認蒙古各部及甘青藏區(qū)的大活佛轉世靈童的認定， 置于北京雍和宮。

　　從元代到清中期，活佛轉世制度中并沒有金瓶掣簽這一環(huán)節(jié)。那么，為什么會出現(xiàn)金瓶掣簽的制度呢？陳慶英先生向記者娓娓道來……

　　圖為陳慶英先生。攝影：李元梅

　　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1788年-1789年)，廓爾喀軍第一次侵藏；乾隆五十六年夏(1791年)，廓爾喀軍第二次侵入西藏。廓爾喀在短期內竟敢兩次燃起兵火， 進入中國西藏地方， 除了探知西藏邊防空虛、官員平庸偷安外，還與六世班禪之兄弟噶瑪噶舉派的紅帽系第十世活佛(當時的文書上稱為沙瑪爾巴，其法名為卻珠嘉措， 1738年-1791年)的貪婪有關。

　　在廓爾喀軍入侵的戰(zhàn)爭中，突出暴露出活佛轉世與家族親戚結合以及降神決疑的辦法的一些弊病，使乾隆皇帝更加感到加強對活佛轉世管理的重要。乾隆皇帝總結了經驗，決定以金瓶掣簽的方式來解決認定大活佛轉世靈童的問題，凸顯中央政權對活佛轉世事務的管理。

　　圖左為大昭寺進行金瓶掣簽的金瓶和象牙簽（復制品），圖右為雍和宮進行金瓶掣簽的金瓶和象牙簽（復制品）。攝影：李元梅

　　陳慶英先生曾經在2006年寫過一篇文章，名為《清代金瓶掣簽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實施（續(xù)）》，其中統(tǒng)計了自1793年乾隆皇帝制定金瓶掣簽制度以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結束，近120年中，在拉薩執(zhí)行的金瓶掣簽達到70多次，平均每3年舉行兩次金瓶掣簽。在雍和宮執(zhí)行的金瓶掣簽大概有20多次。

　　民國時期，在英國侵略西藏的形勢下，有的活佛免于金瓶掣簽，如十三世達賴喇嘛，而十四世達賴喇嘛也是由熱振活佛向中央請求后準許免于金瓶掣簽的。

　　陳慶英先生告訴記者，在那樣的形勢下，十世班禪在世時，曾經講過：將來要認定轉世活佛，怎么辦呢？最好的辦法還是在釋迦牟尼佛像前以金瓶掣簽認定。十一世班禪便是在大昭寺通過金瓶掣簽認定的。

　　早前，陳慶英先生也曾表示，活佛轉世制度是藏傳佛教解決其領袖人物繼承問題而創(chuàng)新的一種特有的傳承方式，它有自己的理論、文化形成的制度。

　　在陳慶英先生看來，活佛轉世，在世間是要成為一個藏傳佛教的高僧，通過學習、修行、培養(yǎng)，成為一個佛教的學者，從這上面講，轉世需經過嚴格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不是說想轉成什么就轉成什么，不管是哪一個活佛的轉世，都應遵循定制，不可隨意而為。